今年春节假期，我在家乡天津见到了好友刘晨欣，她刚结束了将近半年的支教，从2500公里外的广西百色市回到天津。
　　在大多数同龄人执着于“向上走”，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竞争中时，她选择了一条相反的路：在25岁这年，辞职离开一线城市，“向下”流动到乡村，加入公益组织的支教项目。
　　作出这样的反向选择，没有太多浪漫的“说走就走”，更多是基于现实考量——对她的职业发展来说，支教会是一段不错的经历。她不愿把“理想主义”挂在嘴边，但她也承认，自己曾以为手握一群孩子“命运的旋钮”，可以在张弛间改变他们的人生。
　　半年后，她发现这个“旋钮”只不过是自己的执念。与她出发前的想象不同，当下的乡村早已不是物质匮乏、信息闭塞的“荒蛮之地”，“支教老师”也不再是无私的、伟大的现代文明传播者。
　　她意识到，“走出大山”固然重要，但已经不是支教的最终目的。当孩子们的人格发展得足够稳定、成熟，不管未来是走出大山，还是留在家乡，不管从事哪行哪业，都能度过一个平和幸福的人生。
　　对自己，学会“放下”或许是她这半年最大的收获之一——放下对“支教老师”身份的传统认知，放下那些宏大的理想，放下可笑的怜悯心，去与孩子们平等相处、互相学习，认识更真实的乡村、更真实的学生。
　　“越想改变孩子，他们越无动于衷”
　　今年是我与晨欣认识的第14年。她高中就去了新西兰读预科，大学毕业时拿到了教育学的学士学位，接触了戏剧教育课程。
　　我在2017年暑假参加了一家公益组织举办的支教夏令营，在我的推荐下，2020年初，晨欣参加了同一个组织的冬令营。
　　短期支教带给我们微小的成就感，但又会留下一些浅尝辄止的遗憾：一个支教老师短暂地出现在孩子生命中，究竟有什么意义？
　　我们没有继续探索这个问题，晨欣却在2023年从一家工作了一年的公司辞职，决定去长期支教。
　　辞职去长期支教，并不是晨欣的临时起意。大学选择教育学专业，就是因为相信“教育改变中国”。
　　“小时候看到电视和报纸上的支教老师，他们在学校破旧的小平房里，穿着白衬衣、西装裤，衣服被汗水打湿，仍旧充满激情地讲着课。”
　　晨欣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那样的人。
　　晨欣最终被分配到百色市的一个边境小镇支教，学校距离越南也就2公里。学校四周被丘陵围绕，老师没有会议室，新的教学楼尚在施工，有4个班只能在食堂上课，中间拿墙隔开。
　　晨欣成了学校的英语老师，最多的时候同时教两个年级180个孩子。刚开始，她干劲满满，看她的朋友圈仿佛追一个“周更”小说——有小孩被同学欺负，她就陪着谈心，在操场上一坐就是两个小时；她会因为调解同学矛盾，一直在教室呆到天黑，忘了吃晚饭。
　　不过她的热情没有维持太久，很快被更现实的无力感浇灭。有的孩子排队打饭时会突然不分青红皂白地打架，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的贴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消失了，学生在课上突然哭起来，甚至冲动之下吵着要跳楼……
　　直到一天中午，晨欣遇到一个小孩因为误会就去掐了另一个同学脖子，她苦口婆心地和他谈了将近一个小时，从暴力行为聊到法律条文。小孩最后看着她，面无表情地说，“老师，我能走了吗？”
　　“我突然发现，我是那么地想改变他们，但是我越想改变，他们越是无动于衷。”学生走后，晨欣崩溃大哭了一整个中午。她意识到，“支教老师”这个社会身份，很容易蒙住自己的双眼，阻碍她看见真实的乡村、真实的学生，也阻碍她看见真实的自己。
　　放下支教老师的身份，接受乡村的一切
　　晨欣想试着放下自己的执念，看看真正进入孩子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。
　　中午她拿着自己的饭盒加入孩子们的小团体，听他们讲各种各样的“八卦”。她问孩子们，周末去做什么了，他们兴奋得不得了，争着告诉她：帮家里收稻谷、和奶奶学做饭、去同学家的菜地里种菜、跟着爸爸去河边钓鱼捉虾……
　　支教快3个月，这是她第一次去了解孩子们的日常生活。她突然发现，孩子们本身就对生活充满向往与热情，不需要外人再往上添些什么了。
　　融入孩子们之后，晨欣听到了孩子不愿和其他人说的秘密。有一个小女孩因为理解能力差，遭到了班里同学的排挤。她偷偷找到晨欣，说有人在黑板上用脏话骂她，还有人向她课桌上吐口水，弄乱她的东西。
　　晨欣并没有太意外，但作为一个单科老师，她能做得很有限，需要一个契机。
　　有一天刚上课，另一个班的小孩冲她喊：“老师，你知道伤心的蜜蜂用英语怎么说？”她愣了一秒钟，便反应了过来，这是英文翻译的谐音梗，读出来声音像是中文中的“傻X”。
　　晨欣知道，时机到了。她在课上提起了刚刚遇到的“提问”，向学生讲了这两个字的准确含义，由此讲到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侮辱，男女性的生殖结构、人的出生方式、青春期的发育，以及如何保护自己。
　　晨欣想象中的孩子们强烈羞耻和抗拒并没有发生。他们的表情带着好奇，偶尔害羞，就像是自己小时候一样。
　　这堂课讲完后，晨欣又去了那个被欺负的女生所在班讲了一遍性别课。过了两天，那个女孩找到晨欣，告诉她自己很开心：带头骂她的男孩开始和她玩了，有一个平时欺负她的女生也来道歉了。
　　想要让孩子们快速改掉说脏话的习惯很难，不过晨欣发现，这堂课后有的孩子会在不小心讲出脏话时，尴尬地捂住嘴；也有孩子愿意跳出来制止别人说脏话。
　　晨欣觉得，这是个好的开始。
　　在游戏里，看到完整的孩子
　　比起“要为孩子带去什么样的体验”，支教后期晨欣更多思考的是，“我要以什么样的状态给孩子们带去这些体验”。她发现，老师愿意把真实的自己展现在课堂上，这些比单纯的课堂形式更能打动孩子的内心。
　　来广西支教前的一年，她一直在从事着戏剧教育工作。这是一种关注孩子自我表达的教学方法。去年10月，她在学校招募了10个学生，把戏剧社团搭了起来。
　　晨欣带着孩子进行即兴表演，从模拟一辆汽车、一台游戏机开始，锻炼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她借用了公益组织原有的“羊村总动员”戏剧教案，自己写了剧本带着孩子排练。
　　这是一个黑羊村和白羊村分分合合，从暴力对抗走向民主协商的故事。教案只是一个基础框架，在这个故事里，学生们需要自己去建构羊村里每一个村民的性格、年龄、职业以及长相特征，并在白色T恤上画出符合人物个性的衣服。
　　这些平时在班上没什么存在感的孩子，会在戏剧游戏里打滚，在设定的人物矛盾场景中“大打出手”，在剧情里扰民的环节中又唱又跳。
　　刚进入学校时，为了快速理解乡村的孩子，更高效地和他们达成合作，晨欣会不由自主地给他们身上贴各种标签：内敛的、暴躁的、有领导力的……但孩子们会很快打破这些标签。
　　前脚刚觉得某个小孩非常吵闹、不讲规则，后脚他就会主动过来关心老师“累不累”。有一次晨欣大腿韧带附近的软组织发炎，请假去南宁治疗。
　　让她惊喜的是，三四天后回到学校，孩子们特别兴奋地喊着“Miss刘（刘老师），你回来啦！”有个孩子拿作文纸写了365遍她的名字，还有一个在网上搜到各国语言“我爱你”的书写方式，抄下来满满一篇。
　　相互陪伴成长，这是最大的意义
　　回到最初困惑我的那个问题：“支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”当我问晨欣的时候，她沉默了很久，给我讲了同在支教的几个伙伴的故事。
　　一个支教者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，小时候她爱看汪曾祺写的北京胡同，但在北京的楼房里没有感觉到那种人文风情。她猜想乡村里具有中国群居文化的“根”，于是就来了。
　　还有一位支教老师，她被分配去往的学校，离她家乡只有30公里。她是壮族人，想趁着这个机会和孩子们一起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，回报养育自己的土地。
　　有的支教者观察到孩子有很多的问题，所以建立了一个信箱。她发现自己回答不了这么多问题，就把它传到网上，发起的项目叫“一分钟支教”。希望网友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回答孩子们的问题。这个项目被推广到了好几所学校。
　　半年支教，晨欣看到了很多孩子的改变。但她清楚自己无法解决所有问题。不过和刚开始支教时不同，半年后她能坦然地接受这种无力的出现。支教的意义很难得出结论，但晨欣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不再重要。
　　“我和孩子们最终还是要踏上各自的道路。这短暂的相遇若能让孩子们看见，这个世界上，有这样一群不愿意被城市局限而来到陌生乡村去实现自己理想的人，那么他们或许也可以从中获得勇气，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，这是最大的意义。”新京报记者郭懿萌
（文章来源：新京报）